導論 Show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自誕生開始，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就有多重含義。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看來，政治經濟學是管理國家資源以創造財富的科學；對馬克思而言，政治經濟學關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如何影響了歷史進程。到了20 世紀，「政治經濟學」一詞也有著不同的含義。有時它指的是一個研究領域，關注政治和經濟的互動。有時它指的是一套研究方法，就方法而言，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 政治經濟學在本書中指的是對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研究。筆者想從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政府與市場的互動等角度來展示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側面是：政治如何影響了經濟。就經濟問題而言，會有很多議題，如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居民消費、通貨膨脹、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等。諸多經濟政策、經濟現象背後往往有其政治根源。 我們看一下歷史上曾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現狀，就會發現它們存在很大差異。就發展程度而言，澳大利亞、新加坡已經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而同樣被英國殖民過的獅子山、奈及利亞則淪為低度發展國家。當然，還有一些國家處於中間位置，它們既不是最好的，也沒有變成最糟糕的，如斯里蘭卡、埃及等。經濟發展是經濟問題，而政治經濟學需要尋找經濟問題的政治根源。有研究顯示，歷史上英國在殖民地採用不同的殖民形式會影響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包括經濟績效。在對外殖民過程中，英國在有的地方採用直接殖民的統治模式，在有的地方則採用間接殖民的統治模式。不同的殖民模式，英國統治的深入程度不同，對當地社會的改造也存在差異，遺留給當地的制度遺產同樣會存在區別。在英國直接殖民的國家，英國人會更深入地滲透到當地社會，使當地的社會結構趨於瓦解的同時，也留下了民主、法治等制度遺產。這些地方的經濟績效會比間接殖民的地方要好，人類發展指數更高。 經濟績效屬於經濟問題，殖民形式則屬於政治問題。尋找經濟績效背後的政治根源就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 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側面是：經濟如何影響了政治。就政治問題而言，會有諸多主題：國家構建、族群衝突、選舉、民主化、革命、戰爭等。這些政治問題的出現往往有著經濟根源。 例如，歷史上，有過多次民主化潮流，有的國家從專制轉向民主政體，而有的國家則從民主倒退回專制。人們發現，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很難實現民主。這一政治問題背後有何經濟緣由呢？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大規模的石油等非稅收收入（nontax revenue）—無論它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它的政體會更為穩定。因為在民主國家，政府徵稅容易激起國內精英群體的不滿，動搖民主政治；在專制國家，如果政府在福利等社會支出方面的經費投入不足，同樣會導致民眾的不滿，危及政治穩定。但有了石油等非稅收入就會大不一樣。 民主國家有了石油收入可以使政府減少徵稅數額，讓精英群體滿意；而在專制國家，政府可以用石油等收入加大社會支出，讓普通民眾滿意，從而保證了政權的穩定。 政體變遷是政治問題，尋找這一政治問題的經濟根源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學者研究發現民主和專制有著不同的經濟根基。歷史上，為何英國建立了議會民主制，而法國則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我們知道英國和法國長期進行爭霸戰爭，他們都需要為戰爭融資，為此，歐洲的君主需要不斷尋找新的稅收來源。英國和法國的差異在於：英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貿易進行徵稅來獲得收入，而法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不動產（例如鹽礦和土地）進行徵稅。不同的徵稅方式導致英國和法國的民眾在王權面前有著不同的議價能力。由於土地等不動產難以轉移到海外，因此，法國民眾的議價能力比英國民眾更低。在英國，國王為了獲得納稅人的合作，不得不讓納稅人在稅收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聲，從而孕育了議會民主制度。相對而言，法國國王則不那麼需要納稅人的合作，因此法國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 人們往往認為在不平等的社會，難以實現民主化，而有的研究者則對這一常識提出了質疑。在整理了1820年以後的資料後，研究者發現：如果對不平等進行分類，那麼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對一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影響有著顯著差異。一種是鄉村的不平等（rural inequality），另一種是收入的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只有鄉村的不平等才對民主化有負面的影響，而收入的不平等則對民主化有積極的作用。因為鄉村的不平等往往與土地集中、地主勢力強大等保守因素聯繫在一起，這些守舊的土地精英常常是民主化的重要障礙。而在全國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工業化、中產階級的興起等民主化的支持力量聯繫在一起。不平等是經濟問題，而民主化是政治問題，探尋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如何影響民主化進程，也就是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了政治。 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治理水準的高低也有著一定的經濟根源。在中國，各個地方的法治水準相差很大，即便在經濟發展水準類似的地區，各個地方政府對法院的投入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研究指出這是中國不同地區官員依靠的資產類型存在差異導致的。如果對資產進行簡單劃分，可以有兩類：第一類是國有企業、本土的私營企業以及海外華人在中國的投資；第二類是微軟、星巴克等外資企業。第一類資產的所有者更容易接近當地政府官員，也更容易獲得經濟特權。因此，這類群體對法治的需求比較小。第二類資產的所有者不僅不是本土企業，也並非由海外華人創辦，他們缺少和當地政府官員的政治聯繫，因此更加希望創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其推動法治建設的意願也更強。如果一個地區的地方官員依靠非海外華人外資來增加稅收、推動經濟增長，那麼這個地方的法治水準會更高；如果當地官員主要依靠國企、本土的私企以及海外華人投資來獲得稅收與經濟增長，那麼當地的法治水準會系統地低於前者。尋找法治背後的經濟邏輯也是政治經濟分析。
 《政治經濟學的通識課》：為什麼要通過閱讀時代久遠的政治經濟學經典，來解答現實問題？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裡最古老的領域，甚至就是社會科學的前身；本書是一部嶄新且有趣的政治經濟學入門讀本，全書按照個人、階級、國家和制度四種視角，並以51個古今中外的現實世界議題為個案，將艱澀的原典理論轉化為流暢有趣的個案分析。 文：黃琪軒 2005年7月1日，《科學》雜誌創刊125周年之際，它公布了125個最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對自然界未知領域的探索，也有一些問題涉及人類社會，比如，在今後的世界，馬爾薩斯的理論還會是錯的嗎？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而有些國家則陷入停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緊密相關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為何其貧困率在增長，人均壽命在減少？合作行為是如何演化的？……等等。這也是當代政治經濟學文獻常常會討論的相關問題。長久以來，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持續困擾著人類，在歷史上被反復地討論。本書將從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出發，試圖溝通經典、歷史與現實，展示政治經濟學不同視角各自的特點，以及這些視角的思想起源、歷史參照與當代迴響。本章首先從稀有資源配置的角度導入政治經濟學中政府與市場的互動。
「稀有」（scarcity）是社會科學中的關鍵概念。經濟學家關注稀有，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非常關注稀有，因為不僅經濟資源是稀有的，名譽聲望和政治職務同樣是稀有的。什麼是「稀有」呢？簡單來講，它有兩個構成要素：一是資源、生產要素或產出是有限的；二是它們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我們先來看構成稀有的第一個要素：資源是有限的。無論是物質資源還是非物質資源，如果它們能無限地供應，那就構不成稀有。空氣對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的供給是無限的，因此長期以來，空氣不是稀有資源。儘管這個地球上有大量的水，但潔淨的飲用水卻是有限的；世界上有10億人喝不到潔淨的飲用水，每天，世界上有上千名兒童因缺乏潔淨的飲用水而死亡。因此，潔淨的水是稀有的。2000年，全球有近30億人每天的消費不足兩美元；8.4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20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低度發展國家中有1/4的兒童連小學都沒畢業便輟學在家。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2013年，世界上有10.7%的人每天消費不足1.9美元，人數多達7.67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物質資源的稀有性隨處可見。此外，不少非物質資源也往往是有限的，比如榮譽，每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選是有限的；數學界的費爾茲獎每四年才頒發一次，而且只授予40歲以下的數學家。總之，要構成稀有，資源需要是有限的。
構成稀有的第二個要素是社會需要，也就是它有用。儘管不少資源是有限的，但是當人類社會對它沒有任何需求時，它就構不成稀有。比如在中國的西藏，魚類儘管有限，但是藏族同胞不吃魚。因此，由於缺乏社會需求，也構不成稀有。不少自然資源，比如金屬鈾的儲備是有限的。20世紀60年代，由於黃金儲備短缺，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考慮過是否用鈾代替黃金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在人類能夠利用鈾之前，我們對這一貴金屬沒有需求，也就談不上稀有。 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資源都是稀有的，那如何來分配這些稀有資源呢？我們可以想到很多辦法，比如：靠暴力掠奪、靠權威、靠投票、先到先得、論資排輩、靠績效、靠交換等。 第一種辦法是靠暴力分配稀有資源 在人類歷史上，個人或者國家常常訴諸暴力來獲得稀有資源。《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德》講述的是為了爭奪美女海倫而引發的一場戰爭。美女是稀有的，而爭奪這一稀有資源的方式是戰爭。1846年到1848年，美國和墨西哥爆發了戰爭，起因是美國想買墨西哥的土地，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絕。在戰爭中為美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指出：這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發動的最不義的戰爭之一。墨西哥的談判代表也指出：一個國家因為鄰國不願意將領土賣給自己，便發動戰爭，這是史無前例的做法。美國通過此次戰爭，獲得了新的領土，包括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內華達和猶他州等。 領土是稀有的，所以人類歷史上常常可見訴諸武力來獲得稀有的領土。1893年，150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夏威夷，協助美國在夏威夷的種植園主發動叛亂，推翻了夏威夷土著女皇的統治。1897年，美國兼併了夏威夷。當時的一幅漫畫把美國兼併夏威夷描繪成一場槍口脅迫下的婚禮。美國的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扮演牧師，他宣讀了「兼併政策」，而夏威夷的土著女皇則被描繪成新娘，在伺機尋找逃脫的機會。要知道，當時大部分夏威夷人並不贊同美國對夏威夷的兼併。而美國仍舊依靠暴力獲得了夏威夷這一太平洋上稀有的戰略要地。 第二種辦法是靠權威來分配稀有資源 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未開發的海外區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雙方相持不下。1493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停，他將亞速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以西100里格的子午線定為兩國勢力範圍的分界線。該線以西屬於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以東則歸葡萄牙，這條線被稱為「教皇子午線」。裁定海外殖民地的勢力範圍是由教皇這樣的權威來完成的。當資源稀有的時候，權威的分配與裁決是解決稀有資源爭執的重要方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能用於發展經濟的資源十分有限。在資金有限情況下，政府是優先發展輕工業還是重工業？這一問題成為當時政府領導人討論的焦點。不少民主人士向中共黨中央提議應該優先發展輕工業，以改善民生，施行仁政。當時的國家主席毛澤東認為：優先發展輕工業，照顧短期利益的做法是「小仁政」，並強調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這是人民的長遠利益，才是「大仁政」。因此，最高領導人的決策解決了稀有資源投向的優先順序，這也是依靠權威的分配方式。 Tags： 血世足？2022卡達世足賽不想告訴你的秘密Photo Credit：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 2016 Getty Imag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除了血鑽石、血棉花，現在還有血世足？10年前，卡達成了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的主辦國，並展開龐大的世足賽建設工程。幕後的英雄，是佔了卡達90%的勞動力的外籍移工。然而，卡達有著宛如現代奴隸的「卡法拉制」政策，讓來到卡達的移工，每天在超過40度的高溫下工作12小時、護照被扣留、行動遭到限制，甚至失去生命。 11月20日，2022世界盃足球賽即將在卡達開幕，這是世界級足球賽事第一次在中東地區舉辦。自10年前卡達獲得世足賽主辦權以來，數百萬來自亞洲與非洲的移工投入世足賽相關工程——包括建築業、服務業、家政業——為這場全球矚目的運動盛事奉獻心力。 然而，許多正值人生精華時期的青年，卻因此走向意料之外的命運。 高度倚賴外籍移工的卡達，卻有惡名昭彰的移工制度卡達一直是一個高度倚賴外籍移工的國家，全國人口約288萬，其中200多萬都是外籍移工，大幅超越本地人口。這些移工大多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 然而，卡達的移工政策「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又稱「保證人制度」）一直惡名昭彰，就如同現代奴隸。例如：移工必須在雇主同意下才能入境、離境、辭職、換工作，而雇主為了防止移工逃跑，常常沒收移工的護照、簽證、手機。因此，移工經常受到強迫勞動、超長工時、低於法律或契約的工資，也無法成立或加入工會；如果抵抗雇主，就可能失去合法身份，甚至有被判刑及遣返的風險。 10年來，國際特赦組織持續針對卡達移工問題展開調查，並施壓卡達政府與FIFA（國際足球總會）必須確保移工權利、改善移工政策。其中，研究報告《在他們的人生巔峰》顯示，許多尼泊爾和孟加拉的移工，原本都是20至40歲的健康青壯年，卻因投入世足賽工程，長期在高溫下超時工作，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甚至喪命。 卡達政府經常在缺乏充分調查的情況下，便為這些移工開立死亡證明，並將死因歸咎於「自然死亡」，也沒有為此改善工作環境。許多喪命的移工，他們的家屬至今仍未得到任何賠償。 國際關注卡達移工人權，各國代表隊和運動員加入聲援10年來，在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夥伴團體持續施壓、遊說、監督下，卡達政府開始改善移工政策、提高最低工資。2020年，卡達開始廢除「卡法拉制」的一部分規範，然而，由於雇主與移工的權力極度不對等，許多改革並未落實。 為了施壓卡達持續改革並落實移工政策，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全球連署行動，並與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夥伴團體，要求卡達與FIFA改善卡達移工的處境，並建立全面的補償計畫。此外，國際各大媒體如《衛報》（The Guardian）、《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多哈新聞台》（Doha News）陸續報導卡達世足賽移工議題，也有許多國家的足球代表隊與運動員紛紛挺身而出，表態關注卡達移工人權，包括：挪威、荷蘭、丹麥、德國等；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亦邀請台灣男女足隊長，拍攝短片聲援世足賽移工。 卡達移工政策的改革過於緩慢，全球必須持續施壓身為國際級賽事的主辦單位，FIFA具有既定的人權規範，理應負起人權責任，避免世足賽相關人員面臨虐待、剝削，甚至身亡。 據估計，透過本屆世足賽，FIFA將獲利60億美元。今年，國際特赦組織委託第三方進行國際民意調查，訪談15國（阿根廷、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肯亞、墨西哥、摩洛哥、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士、英國、美國）共1萬7,477名成人，其中67%認為自身國家的足球協會應公開為世足賽人權議題發聲，更有73%受訪者支持FIFA使用世足賽的龐大收益來賠償移工。 今年3月，國際特赦組織在FIFA位於瑞士的總部，遞交全球超過280,000筆的連署，並與FIFA及最高委員會舉行面談會議。5月，國際特赦組織與其他人權組織、球迷團體、工會等團體組成聯盟，發起「#PAYUPFIFA」倡議行動，要求FIFA至少需撥款4.4億美元——相當於世足賽所頒發的獎金——賠償因參與世足賽工程而受害的移工，並避免未來再度發生類似的人權侵害。在「#PAYUPFIFA」倡議行動開始之後，FIFA向國際特赦組織表示，他們正在考慮這項補償移工的提案，但至今仍未發表公開回覆。 國際特赦組織社會與經濟正義主任 Steve Cockburn 表示：「我們的國際民調顯示，許多民眾希望FIFA挺身而出，彌補卡達移工所遭遇的傷害。他們也希望自己國家的協會採取更堅定的立場。」 一場全球矚目、光鮮亮麗的運動賽事，不應留下人權污點。今年的卡達世足賽，將是卡達移工命運的轉捩點，邀請你立即加入全球連署，要求卡達與FIFA改善卡達移工政策，並補償受害的移工，你可以改變卡達移工的人生！ 連署網址：https://bit.ly/3VjS1yC 本文章內容由「國際特赦組織」提供，經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廣編企劃編審。 Ta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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