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 中國 的 知識 份子 與 革命

余英時序

我的朋友史景遷的名著《天安門》即將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刊行中譯本，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事。承林總編輯馨琴的雅意，要我為此書寫一短序，我覺得義不容辭，因此雖自感力不勝任，還是一口答應了下來。

史景遷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重大貢獻早已舉世皆知，用不著我來介紹。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我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和史景遷幾乎天天見面，成為終身的朋友，對他的治學與為人都有比較親切的認識。我不但欽佩他的史筆文才而且也敬愛他的高雅和溫厚的人品。現在讓我以老朋友的資格，稍稍說一說他作為一位傑出史學家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沒有向他直接求證過，但是我相信他的中文姓名「史景遷」，也許是他早年師事過的房兆楹先生和夫人杜聯?給他取的。房、杜二老都精熟明、清史事，他們和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先後合作編寫的《清代名人傳略》和《明代名人傳》是兩部有長久價值的參考書，西方治明、清史者往往從此二書入門。史景遷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曾在房、杜門下受過一番很嚴格的薰陶；論文（《曹寅與康熙帝》）出版之後即一舉成名。房、杜二老慧眼識英才，早就看出他不同凡響，因此才把他和司馬遷連在一起。

無論我上面的推測是否準確，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則是無可爭議的。《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傑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典範。四十年來史景遷寫了一部又一部的史學專著，上起明末（如利瑪竇）下至二十世紀的終結（如《天安門》）。一九九○年他寫了一部最暢銷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始於晚明，終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他一生教學和研究的全部範圍，先後跨越了四個世紀。他在其中每一個世紀都選擇了一、兩個專門題目，寫出生動的敘事（narrative）長篇，從正面或側面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是史學家的真本領，也是史學的最後歸宿。就我閱覽所及，在並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祇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的本領。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

史學必須與文學融化為一體，然後才能產生雅俗共賞的敘事作品，當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觀念，西方也有同樣的傳統。我們首先便想到英國的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他的五卷本《英國史》曾在英語世界風行了幾十年。據說辜鴻銘（1857-1928）早年留學蘇格蘭，對於這部《英國史》已達到了熟讀成誦的地步，曾多次在北京大學表演過。這個傳說是否可信，我不敢確定。但由此可知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史》在英語世界的地位已和《史記》在傳統中國差不多。與麥考萊同時的德國蒙遜（Theodor Mommsen, 1817-1903），是古史大師，最以開拓史料的彊域著稱於世。但他的三卷本《羅馬史》卻是文學的傑作，一九○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史學家毋寧更近於藝術家，而不應僅僅是一個學究。麥考萊對於他理想中的史學家曾列舉了許多特徵，我現在要特別介紹以下幾項：

第一、他的作品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一個時代的性格和精神。第二、作品中所敘述的事實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實性無不建立在充足的文獻根據之上。第三、通過對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說家的巧妙手段，說出整個故事的真相，讀來津津有味。第四、在他的敘事中，用墨或濃或淡，或隱或顯，一切都遵守著適當的章法。第五、在人物描寫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輕重並不以他們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為標準，而是看相對於闡明當時的社會狀態和一般人性而言，他們究竟可以發揮多少作用。第六、對於人物的處理，他並不僅僅止於外在的描寫，而是讓讀者對他們有親切的認識，有如曾接晤過其人一樣。

我特別挑選出這六項特徵，是因為它們恰恰都在《天安門》一書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天安門》寫的是近八、九十年來（一八九五——一九八○）劇烈變動中的中國。史景遷想通過形形色色的知識人怎樣在這個大變動中自處，以窺測其整體的趨向。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知識人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一股原動力，另一方面又毫無例外地被巨變的浪潮所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甚至絕後的一場悲劇，但在雄偉悲劇的演出過程中，隨時隨地又透顯著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他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知識人都蒐羅在一部敘事之中，所以必須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的探討，然後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康有為、魯迅、丁玲是貫穿《天安門》的主線，可以稱之為原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也橫插在各個不同的階段，構成了全書的「緯」。在經緯交錯之中，還有無數有關的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其中包括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茅盾、林徽音、胡風、王實味等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天安門》全書是根據作者胸中的全面構想組成的。所以無論是「經」是「緯」還是偶然出場的人物都服從於全面構想的需要而苦心設計的。例如三位「經」的人物不但代表了三個世代，而且有男有女。若從身分、地位來看，丁玲的分量自然遠不能與康有為、魯迅相提並論，但是沒有她，敘事便無法溯源循流，上接清末的鑑湖女俠，下引一九七九年的傅月華了。六位「緯」的人物則顯然代表了背景各異的知識人的典型。作者在自序中說，他的「經」、「緯」安排純粹是就敘事的方便而設，並不表示「緯」中六人在整個敘事中的意義小於「經」中三人。這一點尤與上舉麥考萊的第五項若合符節。

全書終於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和傅月華的入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兩人都是「小人物」：一個是有軍人背景的青年，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另一個則是北京建築單位的年輕女工，控訴上司對她的強暴。但是在史景遷筆下，這兩個小人物出現在天安門前卻具有重大的意義，象徵了中國歷史的新動向。史景遷作為一位史學家的深刻洞察力在這裡顯露得最清楚。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擴展天安門廣場是為了把它變成莫斯科的紅場，從而宰制全中國的老百姓。「文革」時期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天安門上接見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把廣場的宰制作用發揮到了極致。然而天道好還，物極必反，一九七○年代以來天安門廣場已一變而為反宰制的舞台，至一九八九年而全面演出。一九九○年史景遷寫《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便止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悲劇，他在全書結尾處指出：

儘管中國政府運用思想和政治的鎮壓，我們並沒有半點理由相信：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是最後的一次。

十七年過去了，我仍然相信史景遷的判斷是正確的。

余英時序

我的朋友史景遷的名著《天安門》即將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刊行中譯本，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事。承林總編輯馨琴的雅意，要我為此書寫一短序，我覺得義不容辭，因此雖自感力不勝任，還是一口答應了下來。

史景遷在中國近代史領域的重大貢獻早已舉世皆知，用不著我來介紹。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我在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和史景遷幾乎天天見面，成為終身的朋友，對他的治學與為人都有比較親切的認識。我不但欽佩他的史筆文才而且也敬愛他的高雅和溫厚的人品。現在讓我以老朋友的資格，稍稍說一說他作為一位傑出史學家的最大特色所在。

我沒有向他直接求證過，但是我相信他的中文姓名「史景遷」，也許是他早年師事過的房兆楹先生和夫人杜聯吉?給他取的。房、杜二老都精熟明、清史事，他們和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先後合作編寫的《清代名人傳略》和《明代名人傳》是兩部有長久價值的參考書，西方治明、清史者往往從此二書入門。史景遷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曾在房、杜門下受過一番很嚴格的薰陶；論文（（《曹寅與康熙帝》））出版之後即一舉成名。房、杜二老慧眼識英才，早就看出他不同凡響，因此才把他和司馬遷連在一起。

無論我上面的推測是否準確，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則是無可爭議的。《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傑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典範。四十年來史景遷寫了一部又一部的史學專著，上起明末（如利瑪竇）下至二十世紀的終結（如《天安門》）。一九九○年他寫了一部最暢銷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始於晚明，終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他一生教學和研究的全部範圍，先後跨越了四個世紀。他在其中每一個世紀都選擇了一、兩個專門題目，寫出生動的敘事（narrative）長篇，從正面或側面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是史學家的真本領，也是史學的最後歸宿。就我閱覽所及，在並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祇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的本領。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

史學必須與文學融化為一體，然後才能產生雅俗共賞的敘事作品，當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觀念，西方也有同樣的傳統。我們首先便想到英國的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nulay, 1800-1859）；他的五卷本《英國史》曾在英語世界風行了幾十年。據說辜鴻銘（1857-1928）早年留學蘇格蘭，對於這部《英國史》已達到了熟讀成誦的地步，曾多次在北京大學表演過。這個傳說是否可信，我不敢確定。但由此可知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史》在英語世界的地位已和《史記》在傳統中國差不多。與麥考萊同時的德國蒙遜（Theodor Mommsen, 1817-1903），是古史大師，最以開拓史料的彊域著稱於世。但他的三卷本《羅馬史》卻是文學的傑作，一九○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認為史學家毋母寧更近於藝術家，而不應僅僅是一個學究。麥考萊對於他理想中的史學家曾列舉了許多特徵，我現在要特別介紹以下幾項：

第一、他的作品具體而微地展示出一個時代的性格和精神。第二、作品中所敘述的事實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實性無不建立在充足的文獻根據之上。第三、通過對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說家的巧妙手段，說出整個故事的真相，讀來津津有味。第四、在他的敘事中，用墨或濃或淡，或隱或顯，一切都遵守著適當的章法。第五、在人物描寫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輕重並不以他們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為標準，而是看相對於闡明當時的社會狀態和一般人性而言，他們究竟可以發揮多少作用。第六、對於人物的處理，他並不僅僅止於外在的描寫，而是讓讀者對他們有親切的認識，有如曾接晤過其人一樣。

我特別挑選出這六項特徵，是因為它們恰恰都在《天安門》一書中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天安門》寫的是近八、九十年來（一八九五——一九八○）劇烈變動中的中國。史景遷想通過形形色色的知識人怎樣在這個大變動中自處，以窺測其整體的趨向。在過去一個世紀中，中國知識人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一股原動力，另一方面又毫無例外地被巨變的浪潮所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甚至絕後的一場悲劇，但在雄偉悲劇的演出過程中，隨時隨地又透顯著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他當然不可能把所有知識人都蒐羅在一部敘事之中，所以必無須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的探討，然後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康有為、魯迅、丁玲是貫穿《天安門》的主線，可以稱之為原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也橫插在各個不同的階段，構成了全書的「緯」。在經緯交錯之中，還有無數有關的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其中包括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茅盾、林徽音、胡風、王壬實味等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太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天安門》全書是根據作者胸中的全面構想組成的。所以無論是「經」是「緯」還是偶然出場的人物都服從於全面構想的需要而苦心設計的。例如三位「經」的人物不但代表了三個世代，而且有男有女。若從身分、地位來看，丁玲的分量自然遠不能與康有為、魯迅相提並論，但是沒有她，敘事便無法溯源循流，上接清末的。鑑湖女俠，下引到一九七九年的傅月華了。六位「緯」的人物則顯然代表了背景各異的知識人的典型。作者在自序中說，他的「經」、「緯」安排純粹是就敘事的方便而設，並不表示「緯」中六人去在整個敘事中的意義小於「經」中三人。這一點尤與上舉麥考萊的第五項若合符節。

全書終於一九七九年魏京生和傅月華的入獄。以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兩人都是「小人物」：一個是有軍人背景的青年，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另一個則是北京建築單位的年輕女工，控訴上司對她的強暴。但是在史景遷筆下，這兩個小人物出現在天安門篇前卻具有★重大的意義，象徵了中國歷史的新動向。史景遷作為一位史學家的深刻洞察力在這裡顯露得最清楚。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擴展天安門廣場是為了把它變成莫斯科的紅場，從而宰制全中國的老百姓。「文革」時期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天安門上接見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把廣場的宰制作用發揮到了極致。然而天道好還，物極必反，一九七○年代末以來天安門廣場已一變而為反宰制的舞台，至一九八九年而全面演出。一九九○年史景遷寫《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eChina》）便止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悲劇，他在全書結尾處指出：

儘管中國政府運用思想和政治的鎮壓，我們並沒有半點理由相信：一九八九年的抗議是最後的一次。

十七年過去了，我仍然相信史景遷的判斷是正確的。

二○○七年一月八日於普林斯頓

繁體中文版序言

當我在一九八○年寫作《天安門》時，從未逆料到天安門會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初成為世人眼中血腥鎮壓的象徵。我反倒將天安門視為一種概念性的入口，藉以踏進中國的漫長革命，一場揉雜了思想、統治方式與情感的革命。晚清的思想家康有為和梁啟超、五四運動時代麇集北京的師生、反日的示威運動、人民共和國的締造、文化大革命期間高唱口號的群眾、一九七六年春天抗議政府鐵石心腸的憤怒市民，以及中國新生代的詩人、大字報和小冊子的撰寫者，他們天真而坦率地想回應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底倡議的思想開放。這些人、這些事，似乎都被革命串聯成一氣。我無從得知，一九八九年六月在同一個角落附近，新世代的異議份子已準備好要對抗自己人軍隊的坦克，以及自己領導人的大肆醜詆。

我也難以想像隨後會在真實生活中會晤書裡描述的人物，他們依年歲長幼分別是沈從文、徐志摩仳離的前妻張幼儀、丁玲，乃至北島和魏京生。當有那麼多與他們親近的人已然過世或遇害，命運卻讓他們倖免於難，對我而言這仍然是種奇蹟。

中國歷史依然令我心往神馳，就如同我在一九五九年初學之時。誠如我在《天安門》的英文版序中所言，因為中國歷史不是「一齣能讓舞台邊的旁觀者全身而退的劇碼。」無論是福是禍，我認為這句話仍然和我當初寫下時一樣正確。

史景遷
二○○六月十二月十二日於耶魯大學

序言

天安門拱衛在北京故宮的南方通衢上。一九一二年中國末代王朝傾倒之前，人們相信這是皇帝行使天威的主軸線。當皇帝端坐宮中，南面而王，其凜凜威儀穿越宮殿群的深深庭院和曲蜒流水，輻射而出，薄及天下萬民。同一個世紀的前二十年間，天安門顯見的防禦和象徵功能不復存在，默然見證開始左右中國人生活的種種新弔詭：天安門之北，遜帝的腐敗朝廷仍在高牆環抱的幽微宮殿內，茍活於動盪的軍閥政權之間；天安門前，則有政治活躍份子、學生、工人群眾以之為地標和集會場所，發聲抗議虛有其表的共和政體無力抵擋外國帝國主義的劫掠，但換來的唯有槍聲大作或棍棒齊飛的驅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紫禁城闢為博物館區。天安門前錯落的胡同一概夷為平地，改建成壯觀奪目的遊行廣場；偌大的廣場中央矗立著質樸的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以追思革命先烈，兩側則有新肇建人民共和國的公共建築，風格肅穆、樸實。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天安門牆上懸掛毛澤東主席的巨幅彩色畫像，吸引眾人的目光，城樓上則搖身一變成為校閱臺，檢閱數逾百萬的紅衛兵。一九七○年代末，隨著毛主義者的口號看板一一摘除，新生代的示威者麇集於天安門與存放毛澤東遺體的毛主席紀念堂之間的廣場上，抗議毛澤東繼位者的政府箝制思想和行動。

於是，天安門之名以其豐富的歷史迴聲和對永恆超越政治之境域的召喚，穿越十九世紀，為夢想逃離現狀的中國黎民帶來撫慰的許諾。然而，同一時期的天安門卻又執拗地代表國家的權力：面對無法逆料的人民力量，國家時而阻絕這般的夢想，時而吸納他們，時而躊躇不決。

從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八○年代這段期間，中國不因內部分崩離析或外國勢力攻擊而動盪的年頭，屈指可數。同時，無論樂見與否，只有極少數中國人感受不到鼎故革新的迫切性。中國人所生存的世界，意識形態眾聲喧嘩，政治杌隉不安，經濟民窮國敝，設若不願隨波逐流，而想有創造性地圖存於天地之間，需要的是適應力和勇氣。

回顧二十世紀，想要將中國革命匯聚在單一焦點上，看來是難有所得；確切地說，應當視之為交相重疊的尋尋覓覓，其中有的在得到之前許久便已遭捨棄，有的則是眼看伸手可得，但終究功敗垂成，即便有的確實在手了，卻只是一瞬間或者已然改頭換面。從一八九五到一九○○年這段期間，中國維新之士前仆後繼的壓力，驅策清廷以千年未有的激劇烈手段改造政府和教育體制；而林立的憲政改革和政治革命陣營，確實導致了清朝於一九一二年覆亡；隨著清朝傾頹而產生的探索動機，催生了政治的新架構以及文藝的新風格。同時，喚醒的激情唯有透過暴力才能予以澆息，爾後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大悲劇，主宰了一九二四至四九年間的中國歷史。國、共相爭期間，面對國土的淪陷，儘管有紛至沓來的抗議聲浪，兩大政黨卻反向而行，益趨心胸狹隘和黨同伐異，視野囿限在組織的需要之上，運用檢查、騷擾、恫嚇、奪命作為武器。

一九四九年之後，海峽兩岸仍繼續使用這些武器：在中國大陸，當一九五○年代初實施野心勃勃的計畫，將土地重分配給貧農和沒有土地的農工，不旋踵又大逆轉（或者說「過渡到更高階段」）推行農村集體化運動，在五○年代末終結了土地的私有產權，社會內部醞釀的緊張態勢已難單靠政策勸服的方式來解決。共產黨不得不改弦更張發動群眾運動，彷彿時光倒流，將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終至黨的幹部本身，拋向烏托邦希望和殘暴威迫交織而成的新循環之中。

本書關照的是一小群中國的男男女女，他們被捲入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筆者期盼藉由勾勒他們的人生，能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而世人往往籠統地認為這些事件堆疊構成所謂的「中國革命」。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時下風行之「集體傳記」（group biography）的風格所能呈現。筆者希望傳達的，毋寧是某種人們做日常抉擇時面對的艱難，他們所身處的迷惘境況，他們原想置身事外、卻又橫遭牽連的事件，以及他們偶爾痛下決心、採取大膽行動而引起的外界反應。

書中訴說個人故事的中國人，都不是左右近代中國歷史的政治領袖。儘管不免論及國民黨的領導人如孫中山、蔣介石，以及共產黨的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但筆者個人偏好的關注對象另有其人，雖然他們的生命在革命進程中並非光彩奪目，還是以其獨特的敏銳性描繪他們的希望和悔恨，同時其個人閱歷也有助於界定他們經歷過的時代特質為何。本書的敘述主線由三個人物構成。第一位是碩儒康有為，他飽讀傳統儒家典籍，更是十九世紀末清朝激進改革的代言人，在政治挫敗、流亡海外之後，潛心追索烏托邦的大同世界，聊以撫慰心中的悲痛。第二位是魯迅，他青年時代負笈東瀛學醫，志趣轉向文學領域之後，成了一九二○年代學生、同胞最有力的代言人，為他們失落的憧憬發聲。第三位是丁玲。清朝覆亡之後，丁玲作為接受教育的女性，投入「新中國」的解放世界。她集作家和政治運動家於一身，卻也感受到自己的創作天賦和國民黨、共產黨先後制定之藝術生活的判準，存在難以彌合的鴻溝。

康有為、魯迅、丁玲的生命歷程，橫跨了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康有為出生於一八五八年，一九二七年辭世，時值共產黨為爭奪農民起義和城市工人罷工的領導權，與國民黨展開第一輪的大對決。魯迅，一八八一年生，一九三六年殞逝，是時共產黨正遭逢國民黨的重創，隨後經由長征遠抵磽瘠的中國西北茍延殘喘，而日本的侵華行動亦蓄勢待發。丁玲生於一九○五年，有幸逃過一九三○年代的軟禁、一九四○和一九六○年代的「勞動改造」、一九七○年代的牢獄之災，在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副總理平反之後重返政治領導崗位。筆者依年代序列的架構來編排這三人的故事，間或穿插其他相關人物，雖不是本書敘述的主角，但絕非重要性較遜，譬如早期的革命英雌秋瑾，軍閥世界裡的小兵沈從文，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濡染歐風美雨的詩人徐志摩和聞一多，諷刺小說家老舍，一九七○年代的年輕異議份子魏京生。

總體觀照書中人物的所作所為，展現出中國人在回應我們的時代危機時如何富有彈性、如何充滿勇氣，又是如何靈巧敏銳。筆者期盼能以他們為例，生動呈現成千上萬擁有類似才華和閱歷，但書中+略去不談+的中國人，他們可能會有的行為模式。明知危險可期，仍然採取某些政治行動的義無反顧；當希望庶幾渺然也不動搖的決心；投身於分崩離析、慘絕人寰的世界奮力求生，那純然的活力與冒險犯難的精神——所有這些特質每每反覆烙印在筆者論及的這些中國人身上，或許有助於破除西方人積習已久的迷思，一掃中國人冷漠、鼠目寸光的陳腔濫辭。

書中的中國人都是某種形式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思想、文字、行動構成本書的核心，雖然並未直接?工人或者農民發聲，但也絕非單純的旁觀者。在他們彼此脣槍舌劍或者無力回天的時刻，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將之比附為希臘戲劇中的合唱班，或悚懼或神迷地注視著舞台中央的人神交戰，而交戰的結果早已成定局。然而，這些中國人的文明之音時而尖銳刺耳，他們的身段時而拘泥形式，但畢竟有別於傳統的合唱班，依然擁有必要的力量，得以讓他們離開遭束縛的空間，走向舞台的中央。不過，這樣的人物著實也容易較別人早一步捐軀－－簡言之，他們乃是「時代的先行者」，但不可否認，他們往往流露出令人讚嘆的睿智。這樣的智慧，屬於已經洞穿這齣獨特劇碼伏流歸向的人，他們理解到這是一齣絕不會讓舞台邊的旁觀者全身而退的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