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耳其人均gdp

人民币不会遭受
土耳其里拉的厄运

如果仅从土耳其货币危机得出必要结论

不能把中国与土耳其相提并列，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个强大而又有影响力的国家。它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因此土耳其版本无论如何不会在中国重演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铝产品关税提高一倍后，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一天下降17%。里拉汇率今年以来已下降40%。美国关税的确也对人民币产生了负面影响，后者贬值已超6%。全球媒体在猜测：人民币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里拉。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两个国家都因美国提高关税而受损。而且土耳其和中国经济似乎也以相似速度在发展。两国都过于依赖出口。中国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致而明确的：不能把中国与土耳其相提并列，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个强大而又有影响力的国家。它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因此土耳其版本无论如何不会在中国重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试图就中国与土耳其货币和经济形势的异同点加以分析。

土耳其经济在本世纪初发展迅速。为了刺激增长，政府把重点放在了投资与需求上。为此，首先，维持低利率；其次，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在经济发展时期，高速公路延长了近三倍。机场数量翻了一番。还建设了高铁线路。最终2017年土耳其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是2002年的三倍。

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2008年后，也是凭借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当时国家向经济额外注入5850亿美元，相当于本国GDP的12.5%。截至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率占45%。10年间建成了数千公里高速，地铁线路。不错，这种建设热潮有时会产生经济上不合理的项目和投资，例如，内蒙包头地铁建设项目。2017年年底中国政府停止了该项目——这个耗资46亿美元的项目被承认太昂贵。

REUTERS Murad Sezer

土耳其也存在类似因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而出现的不平衡。但是区别很大：与中国不同——用来投资的都是来自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的人民币；而土耳其企业多半都是用外汇贷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土耳其外债2017年达到4467亿美元，即占GDP的53%，其中90%以外币计价。而土耳其外汇储备总共只有740亿美元，它甚至都抵不过所有这些债务。顺便说一下，许多债务的偿还期恰好是在今年。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指出的那样，要多得多。陈凤英说：

«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这么大，怎么可能让人民币持续贬值呢？我认为，将人民币与里拉类比的联想太丰富了，做这样的类比是在有意唱空中国。土耳其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格局，而且里拉崩盘是有政治因素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中国经济的内核已经成型，拥有健全的产业、经济和国民心态。土耳其的内部经济并不成型，其外向型经济特点很明显。再次，土耳其和中国的当量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对于中国而言，除了我们自己，任何外部因素都不能搞垮我们。».

对中国政府不利，因为这将威胁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计划。此外，人民币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上升，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这是不可接受的

土耳其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储蓄率极低。进入本世纪以来，它一直保持在20%一下。这种刺激通胀的积极消费，连同大规模投资，导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已升至GDP的5.6%，名列G20第一。经常账户赤字本身会导致外汇外流，最终导致本国货币贬值。而由于相当大一部分外债是以外汇计价，这就成了外债增加的又一因素。

由此可见，里拉贬值的原因由来已久。而特朗普声称对土耳其钢铝进口关税提高一倍，不过是起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投资者吓坏了，资本加速流向更可靠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相应地，也加速了里拉贬值的速度。实际上，人民币与里拉贬值的相似性，表现在都是因为美国对两国商品征加关税；而不同点在于，与中国不同，土耳其里拉贬值还有更深刻的经济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没有像里拉贬得那样快。同样由于这个缘故，人民币近期未必还会继续贬下去，更不用说像土耳其里拉贬得那么快了。

人民币贬值过快，对中国政府不利，因为这将威胁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计划。此外，人民币贬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上升，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这是不可接受的。

另一问题是，人民币有可能不会永远稳定，如果不吸取土耳其里拉贬值的教训。的确，与土耳其不同，大部分贷款（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都是用人民币。但是债务过重（中国债务占GDP比重250%）或给整个国家金融体系带来风险。因此政府已经不是第一年积极同债务作斗争，而缓解系统性风险已经成为中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优先任务。

REUTERS/Regis Duvignau/

当前同美国的贸易战，当然会严重阻碍中国政府旨在减少债务泡沫并稳定金融系统的计划的实施。减少信贷权重，企业积极性和经济增长都会受到影响。在正常条件下，这些本该都能忍受，但在贸易战的条件下企业为了生存需要的是更多的刺激因素。需要廉价贷款和其他优惠。这与中国政府同债务作斗争的计划相违背。

除此之外，尽管中国储蓄水平仍然几乎是土耳其的两倍，但没有任何理由说，将来还会如此。中国就增长方式转型已经谈论多年了：作为发展动力的出口应逐渐被需求所代替。近来这方面进展迅速。仅在2017年中国未偿还短期消费贷款就增加1.49万亿元人民币（2250亿美元）。一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削弱了对出口的依赖，似乎在打贸易战的条件下，这是件好事；另一方面，正如土耳其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本币汇率的下降。

看来，中国政府将制定平衡政策。一方面，在不良外部条件下刺激本国经济；另一方面，继续同债务作斗争。对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有一种观点，危机每十年发生一次。最后一次全球危机是在2008年。因此重要的是，要竭尽全力防止新的危机起始于新兴经济体的货币。

核心提示：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高负债、低利率等特征都是其经济长期发展中演化出的。吸取土耳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接续发展，行稳致远。

10月25日，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创下历史新低。今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已多次动荡：3月22日股市熔断两次；里拉对美元贬值23%；GDP在2013年后持续下降，2020年相比2013年下降24.82%。
土耳其曾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准发达国家，2007年土人均GDP曾达1万美元，中国为0.31万美元。2020年土人均GDP下降为0.85万美元，中国则为1.12万美元。同为新兴经济体，且同为具有较全产业门类的大型或较大型经济体，同样面临1万美元关口，土耳其经济对我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首先阐述土耳其经济的特征，然后在其经济结构变迁历程中分析特征产生的原因，最后是启示。
土耳其经济特征
1.外向型产业结构与高失业率。
土耳其的经济结构如图2所示，自1960年起农业占比持续减少，工业先增后减；与此相对的是贸易和服务业占比持续增加，至2020年末贸易增加值比重为54%，且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54.64%且与旅游业深度绑定，造成土耳其对外部经济需求十分敏感，失业率高。
2.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热钱”出入自由。
土耳其对外资完全开放，大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后以投机与房地产为主，造成热钱容易大幅流入流出，并引发经济动荡。
3.高外债。
土耳其外债规模在2000年后飞速上升，外因有三，一是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欧美货币宽松，借贷成本下降；二是资金因美欧利率下降而进入土耳其这类新兴国家投机；三是土长期贸易逆差依赖资本账户输血，但土耳其外债高企主要是内在原因即过度基建导致的。
4.低利率环境。
土耳其2003年以来，持续采用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导致企业过度加杠杆，抗风险能力变弱。危机发生后里拉贬值，国内通胀，而政府认为高利率才是通胀的原因，迫使央行维持低利率，维持汇率则以消耗外储为代价，但土长期逆差外储有限，里拉恶性贬值；同时因禁止银行为做空者借出里拉，企业同样难以获得信贷，经济进一步恶化。
罗马并非一天建成，土耳其经济的外向型、资本市场完全开放、高负债、低利率等特征都是其经济长期发展中演化出的。
土耳其经济变迁历程与经济特征成因
1.土耳其产业基础的建立。
土耳其前身是奥斯曼土耳其，是11世纪奥斯曼崛起后灭亡东罗马帝国而建立的国家，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后面临被瓜分危机。凯末尔率国民起义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上任之初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用有限的财政支持基础建设，恢复农业，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
1929年大萧条爆发，发达国家试图输出过剩产能，凯末尔采取国家主义政策，加高关税壁垒，干预汇率实行进口配额；并实施五年计划，没有照搬苏联重工业化道路，而是依托国内资源，通过国有银行兴建工矿业，针对消费品匮乏减少进口，发展国内消费品生产替代。但凯末尔认为过度国家主义有害，并非长久之计，并以法令形式规定只有在私有资本力有不逮或者为了更高利益时国家资本才能介入。
凯末尔逝世后，继任者伊诺努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化，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逐渐活跃，形成了民营经济主导轻工业、国家资本主导金融和重工业的局面，产业基础逐步建立。但广大中下层尤其是广大农民未能在自由化改革中获益，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伊诺努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试图土改但受阻挠未成功。保守势力借助宗教逐渐获得支持。1950年，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民主党击败了凯末尔一手领导过的共和人民党，登上主流政治舞台。
土耳其于1950、1970年两次尝试接轨国际市场，包括由美国提供低息贷款，打破关税壁垒，经济自由化，但因产业发展不足，里拉贬值并未改善出口，而是造成通货膨胀、商品紧缺，又被迫降低经济增速，重新加高关税壁垒。
2.上世纪80年代，土耳其外向型经济形成。
1980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为107%，GDP增速为-1%，被迫接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代价为放弃关税壁垒，金融市场开放，里拉一次性贬值33%；同时土耳其对内改革，鼓励私人经济与出口，并辅以要求出口企业将利润留在国内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土经济高速发展，到1990年，出口额扩大5倍，外汇收入平均增速12%，通货膨胀降低了。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口加工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1/3上升至1990年的4/5，外向型产业格局形成。
土耳其还大力吸引外资，完全开放外资进出渠道。外资投资规模在1990年达到了1980年的12倍，高资本流动性特征形成。
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告诉我们：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汇率稳定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满足两个目标，土耳其满足前两个条件，其汇率就将不再稳定。而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危机都伴随着汇率危机。
上世纪90年代末，土耳其出口受西方经济不振影响逐步陷入停滞，土政府采取低利率政策对抗经济衰退，物价却大幅上涨，里拉大幅贬值，面临无法偿还外债的局面。
土耳其再次接受了IMF的援助，同时采纳了IMF和世界银行的一系列建议：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收紧公共支出、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等公共政策改革，通过了明确规定中央银行职权的法律，防止央行向政府直接贷款。
经过结构性改革，土耳其有效控制了国内经济危机，同时外部环境逐渐改善，度过危机后土逐步降低利率，低利率和外部需求回升使土耳其形成投资、消费双增长局面。
3.低利率与过度基建错失产业升级机遇。
但土耳其并未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企业在低利率环境下加杠杆投资基建和初级产品，产业升级缓慢，2019年末高科技产品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3.04%；政府大力推动基建，导致从外国银行大量借贷。
同时，热钱自由、反复进出造成动荡。外部事件如2000年美股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2013年美退出量化宽松等都造成严重影响（图9），2020年里拉继续大幅贬值，实际GDP增速进一步下滑，但长期经济发展形成的产业基础，使土耳其经济仍保有一定韧性。
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1.过度外向型的经济易造成经济不稳定。
土耳其的初级产品出口贸易和依赖旅游的第三产业占比过高，出口可被替代性强，旅游业波动大，造成其对外部环境变化极其敏感，外需不振易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失业率升高。
2.市场经济能快速发展经济，但如果不辅助以教育、福利等结构性政策，将对中下层不利。
土耳其之所以出现宗教保守势力抬头，根本原因是在市场化过程中，中下层利益受损，未能分享增长果实。土耳其在2000年后进行结构性改革，扩大福利和教育覆盖，经济反而获得内生增长动力。市场经济是效率导向的，但过度忽略公平将使发展不可持续。
3.长期低利率政策有害，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
土耳其长期的低利率使得企业过度借贷，在基建、初级产品等领域大加杠杆，错失产业升级机会。同时在遇到危机后，货币政策已经坐在“地板”上，没有调整空间，只能卖出外汇储备。
对于发达经济体如美国等，其低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向外购买产品、输出通胀等方式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但对新兴经济体，低利率完全作用于本国信贷体系上，造成国内企业加杠杆投资低收益的过时项目，无力应对风险。
4.资本完全自由进出对于新兴经济体有害。
新兴国家往往资本稀缺、资本回报率更高，吸引外来资本对发展经济具有良好的推动效果，但在现在世界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完全开放资本进出，容易引发投机资本在繁荣期一拥而上，造成资产泡沫，在危机时出逃造成动荡；同时一旦外部发达国家加息，投机资本追逐收益也将向外转移。这往往导致资本获得利益，代价则留在国内。
5.货币和财政纪律具有重要意义。
土耳其在2000年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加强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纪律。埃尔多安上台后，财政上过度借贷用于基建，货币上长期低利率，财政和货币的纪律丧失，使得土耳其在危险的路上越走越远。
6.过度基建具有边际效用递减和高负债两个危害。
基建对于基础设施匮乏、公共品稀缺的国家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如果过度和重复基建，而忽视了其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的特性，容易使项目收益率低，积累负债，同时延缓产业升级步伐。
7.实体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产业升级是关键。
土耳其经济数次面临动荡，但未完全坍塌，其支柱因素就是实体产业——包括农产品、纺织、汽车、船舶、家用电器等虽受影响，但仍保留着较大较全的产业基础。但也要看到，土耳其错失产业升级机遇，与发达国家相比产业落后，需进口科技产品，与其他新兴国家如中国相比出口价格质量均处于劣势，造成巨额逆差，出口易受替代，也是其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
我国在经济上也面临很多与土耳其相似的挑战，党中央审时度势，对相关问题均有政策给予指引。
其一，针对过度外向型经济，党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核心是提升内需，活跃消费：一是针对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能力，中央提出了“房住不炒”稳定房价，同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进行存量调控，应抓住房价调控的窗口期，落实“房住不炒”，稳定房价，提升内需基础，征收存量税。二是国内市场环境的构建，对各行业进行规范管理，加强要素流动，培育市场内生活力。
其二，针对市场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一是在教育领域推进改革，防止财富不平等传导至教育造成社会差距进一步拉大，应缩小“学区房”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教育资源向落后地区、弱校倾斜改善教育机会不平等。二是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安排防止中低阶层在发展中利益受损，提升其福利水平。
其三，针对利率下行的风险，一是通过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应容忍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当下经济的正常波动，设定保护区间，避免强刺激和强退出，保持信贷体系的健康发展。二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市场活力，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本国经济内在竞争力。
其四，防止投机资本扰乱国内市场，我国对开放资本账户一直持审慎态度，同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强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
其五，我国财政货币纪律的规范性一直在加强，一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预留前瞻空间；二是针对影子银行问题，通过穿透监管防止过度嵌套，严防实体信贷绕道投机；三是针对地方债问题严控新增债务规模，发行纳入整体规划，逐步控制化解。
其六，针对粗放式发展、过度基建等问题，党中央提出加强科技创新，建设新时代强国的战略目标；同时注重环境保护，推动协调发展。仍要注意到，传统基建热情仍在多地区延续，举债基建冲动仍较强。
其七，针对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从加强政策支持、提升融资服务水平、产业升级等多个方面，做强做优实体经济。
以上政策都直指核心问题，发力精准，应保持政策定力，加强执行力，如能吸取土耳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将有利于更好应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挑战，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接续发展，行稳致远。
（第一财经网2021-11-15，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杨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