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古語。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他強調：“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流傳極廣。此語溯源於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的“正始”條，其本意是指整個社會出現道德沉淪，即使普通民眾都應當奮起救贖。顧炎武區分了兩種情形：亡國和亡天下。他認為前者不過是改朝換代，后者則是如孟子所說，仁義之途被堵塞，社會淪落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境況。文中以嵇康之子嵇紹為例，其父本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且為晉文帝司馬昭所殺，但嵇紹卻經山濤的力勸而仕晉。在顧炎武看來，這種行徑實在是不明大義，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喪失道義原則的山濤是邪說之魁首。顧炎武表面上批判的是魏晉人之清談亡天下，致使天下無父無君，實際上是以史為鑒，反映出對當時知識界空談誤國又屈膝事清的憤懣。他最后感嘆說：“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1915年，梁啟超有感於民國政府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屈辱，寫下《痛定罪言》一文，旨在喚醒人們在指責政府無能的同時也當作深入的自我檢討。文章題目表明不僅是痛定思痛，而且是在自我反省。他認為欲雪國恥，關鍵在於“我輩之自新”：“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 顯然，梁啟超對顧炎武的觀點作了創造性地發揮，由於概括精煉且賦予新的內涵而得到廣泛傳播。不同於顧炎武，梁啟超這裡所講的“天下”實指國家，“興亡”也是指國家的振興與危傾﹔“匹夫”主要指習慣稱為“士大夫”的知識界﹔“責任”是通過政治上的社會改良以救亡圖存，包括整軍、理財、勸工、興學和議政等。他在變法維新時的戰友譚嗣同當是從己做起、責任不諉他人的典型。 形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觀念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於《周易》《大學》《中庸》等典籍，不過以孟子之學最為集中。顧、梁二人在論述自己的觀點時都尊崇孟子的思想並直接援引孟子的言論，這絕非巧合。究其原因，主要為四個方面。首先是天下情懷。孟子認為任何個體既然居天下之廣居，就應該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這既關乎道德，也關乎政治。其次是民本思想。孟子明確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觀點出現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實在是振聾發聵。再次是主人意識。孟子肯定每一個人都有成為聖賢的可能，他認同“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甚至直言“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最后是以正心為本。宋代楊時曾指出《孟子》一書的主旨是要“正人心”。孟子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還以史為鑒，指出桀紂之所以失天下是因為失其民，而之所以失其民在於失其心。 時代在發展，人們可以，也應該賦予這一命題更寬廣的含義。限於歷史條件，在孟子的時代，“普天之下”與“四海之內”幾乎是同義詞，但先哲畢竟意識到“天下”包括不同的“國家”。今天，地球可以看成是一個村落，我們有理由以“天下”指稱人類生存的世界﹔“興亡”兼涉從個體道德修養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興衰﹔“匹夫”當指生活於其間的每一個人，無論其地位的高低﹔“有責”即要求每一個人秉持主人公態度，從我做起，推進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這樣的人近於孟子所謂的“天民”，他依當行於天下之道而行之，不為世風的偏轉所左右。採用古希臘晚期斯多葛派的稱名，便是“世界公民”。我們知道，馬克思曾以“世界公民”自稱，他將自己的每一項工作都同對人類命運的關切緊緊聯系在一起。從現代觀點看，地球恰如在宇宙中行駛的一艘航船，其揚帆遠征或顛簸傾覆無疑事關人類每一個體，顯而易見，每一個體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是道義之所在。 高遠的境界當落實於日用之常，是先哲講求的體用不二、知行合一。它在社會生活中涉及多重矛盾。其一是全體、集體和個體的關系。國家與民族屬於當今世界的第一級集體，它的興衰直接關系到全體﹔個體若志在推動人類的進步事業，就當落實於促進國家強盛和民族振興。其二是個體內在的道德修養和外在的社會作為的關系，涉及我國先哲所謂的“內聖外王”。毫無疑問，前者是基礎，但后者絕非末事，從社會角度看它是目的。其三是社會的救亡與振興的兼顧。無論是顧炎武還是梁啟超，都是在社會出現危難的時刻發出深切的呼吁，這一觀念同樣適用於和平建設時期，當代中華兒女更當以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其四是“有責”中的自律與他律。責任植根於良知，見之於有恥，二者聯系著德與法兩端，提倡主動擔責還當輔之以問責。如果每一個人自覺履行公民職責，我們的國家便會長治久安，每一個體也將從中受益。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學教授） 原标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起源考辨 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号召国人勇于担当、救亡图存的话语，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曾先后引用，并流传至今，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言。不过，关于该话语的起源，学界意见纷杂，迄无定论。笔者就此进行考辨，认为该话语最早由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提出。  提出者之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肇源于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但是，该名言究竟由谁最早概括而来，现存三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是乾嘉时期的文人“空空主人”，二是梁启超，三是麦孟华。这些说法各有依据，亟待辨明。 近年来，一部署名为“空空主人”作于嘉庆年间的《岂有此理》一书流行于世。该书开篇《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称“亭林先生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对探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起源问题，不无意义。但有学者从用词用语、涉嫌抄袭清人著作等方面，证实该书系伪书。因而，该书不足为据。 于是，问题的焦点又一次转到这句名言在晚清是如何形成的。目前学界基本认定，其提出有一个过程，首先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然后在改写的基础上提炼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名言。而问题就在于，该过程是由梁启超还是由麦孟华完成的？ 1985年，辞书学家刘洁修最先提出，该过程的完成者是梁启超。他认为，梁启超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最早出现于1896年《变法通议·论幼学》中，“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梁启超又于1915年在《痛定罪言》一文中，最早提出“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刘洁修认为，“按照语言发展运用的实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意是本于顾亭林《日知录·正始》；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痛定罪言》”。其后，刘洁修所著《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除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不同变型增加史料外，并未公开修改上述意见。因其观点提出最早，且有一定的史料支撑，因此认为梁启超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学者基本因袭了他的观点。 2000年，张锡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考》一文则认为，该过程最早由麦孟华完成。张锡勤虽强调维新派对于“国家”与“朝廷”的区分意识，使得他们对顾炎武“保国”“保天下”的话语极为重视。但他淡化了梁启超在该话语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将梁启超的同门麦孟华放在突出位置。他认为，1897年5月麦孟华在《民义自叙》中最先改写了顾炎武的原话，“顾炎武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来，麦氏又在1900年的《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中最早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张锡勤认为，这句八字名言“是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麦孟华对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一语所作的新的概括和提炼”。 以上即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形成的几种说法，近来观点均未超出其范围。因张锡勤在此问题上依据的史料更早，解释也较为合理，所以他的观点被基本接受，并形成一种看似明确但又极为笼统的折中观点，“极有可能是麦孟华最早提出这八字，但麦孟华的文章影响力不大，而他的朋友梁启超也提到这八字后，因为其在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影响力，才使这八字产生了极大影响”。 可以看出，关于该问题的现有说法是以不断发现的新史料为基础的，对具体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物的变换及其在时间上有所前移。研究者对几种说法中所关联的人物之间缺乏互相参照，只是单纯以某个人为代表来一锤定音。一个颇为明显的漏洞就是，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形成之前，梁启超、麦孟华均说过“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在时间先后上他们必然存在相互影响的成分。 梁启超最早改写并概括 实际上，学者认定梁启超或麦孟华最早对顾炎武的原话进行了改写，其最早的史料来源都是《时务报》。刘洁修引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中的相关内容，出自1897年3月3日的《时务报》，是该报连载的《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四部分中的最后一部分；张锡勤引用的麦孟华《民义自叙》一文载于1897年5月12日。梁启超的文章较麦氏早了两月有余，前者无疑拥有最早的“著作权”。他们俱出康有为门下，文章同样发表在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上，二人又都是该报编纂人员。因此，他们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必定存在互相影响的成分，麦孟华借鉴梁启超的说法基本无疑。 麦孟华既在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上直接继承了梁启超的创作成果，在其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上亦是如此。1900年3月11日，麦孟华以“佩弦生”为名撰写《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一文，说道：“非律宾弹丸而尚可抗美，南阿小国而尚可败英。吾四万万之大众其亦无馁焉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界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即来源于此，并认为梁启超最早于1915年才提出这句名言。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他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表述在时间上可以继续上溯。早在1897年11月15日的《倡设女学堂启》一文中，梁启超已明确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昌而明之，推而广之。乌乎！是在吾党也矣。”表现出希望通过发展女学振兴国家，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这比麦孟华早了两年有余，后者受到前者影响确属无疑。这也是笔者见到最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整表述。因此，无论是对顾炎武原话的改写，还是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梁启超都是第一人。 在梁启超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后，维新派对此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1900年，唐才常筹建勤王组织正气会（自立会的前身），在《正气会序》中说：“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存亡，匹夫有责。”“天下存亡，匹夫有责”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仅有一字出入，前者无疑受到后者直接影响。在1901年10月3日《上粤督陶方帅书》一文中，海外保皇派人物罗璪云鼓动两广总督陶模“力扶光绪”复辟，表示自己虽是“海外旅民”，“然念顾氏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不得不尽心国事。1902年，清末四公子之一、时任刑部主事的吴保初上疏奏请慈禧归政光绪，实行新政。吴氏“冒死以抗奏”，即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任。维新派对此话语青睐有加，急于改变国运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外，如清末革命派思想家刘师培坚持“夷夏之辨”，立志排满以保天下。在其1904年致两江总督端方的信中，也说道：“窃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春秋》大义，九世复仇。”可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清仁人志士念兹在兹。 长期以来，梁启超并未被言之凿凿地确定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早提出者，但实际上，对该话语的运用，以他最为灵活和频繁。1901年，他仅在诗中就有“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匹夫例有兴亡责，归去来兮尚未迟”两种不同说法。时人对该说法过度引用，以至于1921年梁氏在演讲时说道：“我且不必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些废话。”可见时人对这句名言的热衷程度。随着该说法流行于世，更是衍生出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安危，匹夫有责”等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其被认为作于1895年的《致京都文学士道希陈部郎次亮书》中，出现了“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似乎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关联甚大。但经学者考证，该文有修改补充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安危，匹夫有责”不能排除有后来附加和篡改的嫌疑，反而证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法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1897年最早将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原话，改写为“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此基础上，他又在同年最早概括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他对该话语的运用最为频繁、最有影响。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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